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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讀書時代是在故鄉盧集度過的,當時的學校就在南圩隊的窯溝邊,教室的四周遍滿樹林和稻田。清晨,稻香與鳥鳴隨著微風悠然地飄過來,既清新又爽逸。每天都與這些香氣和鳴唱為伴,倒讓我的讀書生活充滿瞭許多鄉村野趣。老師的課程也不時融入這些氣息,就連作文課也多以農村勞動為題。那些田間勞作是極其疲憊的體力活,文章做起來不僅無聊還感覺沉重。但終究都是農村人傢的孩子,有著這種切身體驗,所以文章寫起來倒還特別實在。這些經歷似乎也在無形中給同學們灌註瞭一種東西,讓我們從寫文章的開始就有一種濃厚的鄉土風味。

其實不僅是我們,那些從農村走向城裡的人,無論身居何處也很難擺脫這種氣息,它好像已經牢牢地侵入我們的血脈之中。但若細細想來它究竟是什麼,又說不清!拿起筆想訴說一下這種感觸,卻又找不到可以暢談的緣由,最終還是猶豫再三難以下筆。因為那些印象多半發生在讀書時代,真正想寫出當時的場景與感受,卻發現曾經的記憶又是多麼粗糙與匆忙。

我就讀的盧集小學原本不大,來這裡讀書的學生基本同屬一個村莊。既然叫盧集小學,姓盧的學生就必然不少。本村的盧姓按照族譜分支可分成幾大傢族,我所屬的那一支房頭相對要小得多。父親堂兄弟也就十幾人,而在我班裡與我是族中兄弟的同學幾乎沒有,因此那幾個稍大傢族的同學總會結伴欺人。我幼時身體瘦弱懾於他們的武力從不敢妄加得罪,好在我時刻註意言行也可相安無事。然而一旦發生摩擦那就是災難性的,他們會有幾個甚至十幾個一起向我興師問罪,每次受傷的自然是我。

記得有一次,喜鄉大爺傢的冬瓜打瞭我,父親曾攙著我到他傢找喜鄉大爺評理,他們是大傢族,自然不會給我父親好臉色。於是又來一頓謾罵。父親是老實人說不出硬氣話,無奈隻有低下頭帶著我回傢。那時父親無奈地對我說;在傢不欺人,出外沒人欺,以後多找一找自身的原因,註意處理好與他們之間的關系,盡量避免與他們發生沖突。當時我實在搞不明白,總是忿忿不平,以致後來再發生類似的情況我也就不告訴父親瞭。

冬瓜的表哥是我的班主任,每次我與冬瓜發生摩擦時他總會叫我到他辦公室,然後再好好修理我一頓。事後他還說我在學校很調皮,為此我回傢還得接受傢長責罰。我常常暗下裡長籲短嘆,學校的老師這麼多,父親為何把我送到他的班級呢?他隻不過是個民辦教師,學問又不是特別優秀,憑什麼我的童年就非得讓他來啟蒙?至於那個冬瓜卻是班級裡最調皮的學生,他最喜歡給別人起外號,還喜歡編順口溜變相損人,為什麼老師從不處理他呢?我的心中很是不快,常常放瞭學也不回傢,一個人漫無目的在野外行走,看見一株樹踢上二腳,見到一睹墻呆坐一會。如果遇上雞雞狗狗跑過來,還會撿起一塊磚頭狠狠丟過去,看著它們落荒而逃,也覺得解氣。

農村人淳樸溫和,尤其像我父親讀過書的人,儒傢的中庸謙和成為他們精神主幹,敦厚淳樸則是他們恪守的準則。他們認為學生隻要品格好學習好就能長臉,讀書是鄉村孩子的唯一出路。

那個時候屬於計劃經濟,農村的傢族觀念比之於現在要深刻得多。在農業社倘若一傢有三五個壯勞力,那必然是鄉村富足的傢庭,無論是經濟財力還是地方勢力都不可小視。尤其是傢族勢力,也可以說成是武力,擁有這些武力的人自然免不瞭會欺負人。在我的故鄉管這種欺負人的行為叫做“掐人”,我的小學同學都是本村人,同一傢族同一姓氏的人傢很多,因此“掐人”這種事經常發生。我之所以文章開頭說猶豫不決難以動筆的原因就是考慮到當年那些“掐人”的同學一旦看到這篇文章是否會產生不滿情緒。好在我的本意並不存在某種詆毀緣由,因為當時我們的年齡尚小,即使同學間有磕磕碰碰的事也不會記恨至今,我的意圖隻是懷著對過去一種思念之情,找尋著一種能讓我們抬頭遐想低頭思索的難忘記憶。

生產隊的圍河邊住著薛大先生,他雖然有二個兒子,但全隊與他是同一傢族的隻有二三戶,因此他也時常被人欺負。他在上工時經常由於偷懶而被隊長捉住罰工分,這讓所有的社員都感到好笑,他們顯然不是覺得他幹活的態度好笑,而是嘲笑這種小門小戶人傢的愚鈍,因為每個人都會偷懶,為何被抓住的總是他呢?對於薛大先生來說生產隊長隻能抓他,不能不抓他,不抓他也說不過去。他是生產隊裡最好欺負的人,因此別人也樂意欺負他。在薛大先生看來被人欺負並不是什麼丟人事,他很樂意讓人欺負。

聽老人們說,他被欺負最嚴重的一次竟然是生產隊長要他把從稻田捉來的蝗蟲生吞下去,即便這樣他還是滿臉賠笑沒有反抗。這種心理讓那些掐人者欺負他時根本沒有任何心理負擔,反而覺得理所當然,以致造成那些欺負他的事件要比我們想象的多得多,每天我總能看到他躲在生產隊牛房的墻角裡唉聲嘆氣。村民們倒是覺得很正常,以致沒有一個人願意為他出面解圍,他們隻是遠遠地圍觀著,帶著莫名其妙的笑容,當看到薛大先生低下頭挨著四周劈頭蓋臉的虐待也不反抗時,他們的笑容似乎更加燦爛更加放心。

凡是被人欺負辱罵也不願反駁的,隻有二種可能,若不是性格的懦弱就隻能是胸襟的寬廣,薛大先生顯然不屬於後者。在他看來那些欺負他的人似乎隻想從他身上找回一種榮耀,他們多半不會推敲“掐人”的合理性,隻要有人帶頭潑出臟水他們就會一哄而起。盡管薛大先生苦苦解釋論述道理也無濟於事。就像一位著名作傢所說的,秀才遇見兵的尷尬在於兵絕對不會跟秀才說理,而秀才卻又不得不承受兵的動武。是的,一旦擁有武力的人就不需要講道理瞭!

薛大先生被欺負的事大都發生在下田出工時間,因為那些欺負他的人也想偷懶,更想對生產隊長和社員們示強一下,於是就借著這種小打小鬧來樹立自已的威信。通常他們也不會把這些事鬧得過於嚴重,他們也害怕與人結下什麼解不開的仇恨。薛大先生的想法則更加古怪,他反而想通過這種逆來順受去討好這些大傢族,用這種可憐的方式來博取他們的好感。他覺得這是一種機智,更是一種精於處世之道的技巧,要不,這樣強勢的傢族為何總是跟他打得火熱呢?由此他暗地裡沾沾自喜反而為自已的懦弱感到得意。他常說自古胸襟寬闊之人幾乎都有坎坎坷坷的經歷,像韓信的胯下之辱,勾踐的過薪嘗膽等,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薛大先生的性格原本也不懦弱,他在村裡也算得上是有文化的人,隻是在他讀書時正值文革,雖然他學習刻苦卻因自傢的成份不好沒有被推薦上大學,後來機緣巧合讓他到瞭公安部門做事,但他的性格耿直常常得罪人,最後他又被下放到我們公社做瞭辦事員。他與老街的吳嫂情投意合,每天傍晚都會到她傢的磨坊去幫忙,他們邊磨著豆腐邊唱著鄉間小調,後來這件事卻被吳嫂的婆婆發現瞭,這種事在農村可是影響傢族榮譽的大事,何況她婆婆瘋二娘是喜鄉大爺的妹子。

據說那晚薛大先生被一群小夥子揍得半死,事後還有人報案說他調戲婦女。薛大先生自已也主動承認瞭罪行,他想以此保全吳嫂名聲。可那個吳嫂也是懦弱之人,經受不住傢族的壓力竟然尋瞭短見,這倒讓薛大先生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瞭,最終雖未判刑卻也被關瞭二三個月。經過這樣的打擊後,薛大先生才一改以前的孤傲,才變成現在這樣的膽小懦弱。

薛大先生的兒子雙成與我是同學,他的性格與他父親倒是不一樣,他認為或許因為自已很小的時候母親就已去世,以及父親過於懦弱才會讓他傢變成別人的欺負對象,俗話說墻倒眾人推,破鼓眾人擂嗎!由此雙成似乎很喜歡與別的同學打架,而且特別擅長找那些欺負人的同學麻煩。他覺得隻有這樣才能找到一種滿足,才會有一種榮譽感。

那年初中即將畢業時,雙成居然把我們一個同學的胳膊打傷瞭,因為那個同學給薛大先生起外號,還編順口溜說雙成的父親犯過事,雙成覺得這是對他最大的侮辱,也是他最不能容忍的事,於是雙方大打出手。那個被打傷胳膊的同學名字叫冬瓜。記得吧,就是喜鄉大爺傢的那個冬瓜,讀小學時他也曾打過我好幾回。對於發生這樣的事我們班的同學都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生活中那些仗勢欺人的人就應該處處碰壁。然而從小養成驕橫跋扈的冬瓜言語間卻沒有一絲謙遜溫和,即使被雙成打傷後也沒有體會到自已的錯誤,他的傢人更是不依不饒大吵大鬧,最後學校的領導權衡再三決定開除雙成。

那天薛大先生來到喜鄉大爺傢門前,哭訴著孩子的任性給自已帶來瞭許多麻煩,並一再說自已曾傢前傢後地追著雙成打,可冬瓜的傢人毫不理會,還是叫人把薛大先生狠狠地揍瞭一頓。薛大先生滿臉傷痕,卻還是一個勁的假意賠笑。他知道光賠笑顯然不夠,人傢不會解氣,隻有自已讓人踏踏實實打一頓才行。是的,現在已經被人打過瞭,他才覺得很安心。性格懦弱的人就是這樣,不想欠別人的債。

其實,人生在世懦弱一點也好,但不能一生懦弱,需要懦弱的時候懦弱是做人的明智,不能懦弱的時候懦弱則是做人的迂腐。歷史上的人們在經受一次又一次的戰火磨難後,總是由那些明智的懦弱給我們留下許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跡,然而那些迂腐的懦弱給我們留下的卻是一聲聲嘆息與悲涼。薛大先生的懦弱有一種荒野鄉村的草木之氣,這種氣息包含著一種淳樸敦厚,一種忍辱負重的品格。我想不出還有那種更為貼切的詞語來解釋薛大先生的懦弱,即使有!也隻能是他自已的內心知道。

雙成輟學後整日與不三不四之人遊手好閑,覺得自已是失去前途的人,再也振作不起來。他逐漸還染上小偷小摸的習慣,這是薛大先生絕對不能容忍的事。那段時間我經常看見薛大先生拖著棍子滿大街找雙成,他實在搞不明白自已一輩子老老實實,為何兒子卻不走正道,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邏輯,薛大先生很迷茫。

冬瓜的哥哥冬祿很早就在派出所上班,他已經找薛大先生好多次瞭,那天他曾對薛大先生說冬瓜與雙成是死對頭,這不僅僅是私人恩怨問題,也能算得上是工作的問題,為瞭維護正義他肯定要抓住雙成。那年春節的深夜,薛大先生帶著雙成到派出所自首,雙城的罪行不大且認罪態度較好,與薛大先生當年一樣被關瞭二三個月。據說出來那天雙成沒有回傢,直接到上海打工去瞭。

薛大先生住在舉大爺傢的水塘邊,他與喜鄉大爺傢僅隔著一片蘆葦蕩,雙成外出打工時已是改革開放,其時鄉村也都分產到戶。人們不必起早摸黑地上工幹活,那些欺負人的大傢族也逐漸忘記瞭薛大先生。一個冬夜喜鄉大爺傢失瞭火,巧在隻有薛大先生發現,但火勢太猛薛大先生好不容易才從屋內背出喜鄉大爺,為此薛大先生卻被燒傷瞭,這似乎像寂靜無波的水面下陡然湧現的漩渦,倏間傳遍鄉半村的每一個角落。在喜鄉大爺的眼中薛大先生為瞭生活,過去曾被耍的像猴一樣供人消遣,他深沉的懦弱之中居然會有著這樣的堅強。

可惜村裡人們都不知道此時薛大先生已是肺癌晚期瞭,經此一劫病情更加嚴重。他臨走的前幾天有喜鄉大爺陪在身邊,他的神智早已模糊,好像不斷地在胡言亂語,可能他知道自已即將離世,想把自已內心的糾結全說出來,免得落下遺憾。人們依稀聽到他口中微弱地唱著鄉村小調,估計他還是在懷念當年與吳嫂在一起的情形,他的聲音低沉無力,斷斷續續。那天夜裡歌聲終於停瞭,薛大先生終於帶走人們尊重他的目光,留下瞭讓人難忘的淳樸與善良。

薛大先生的葬禮由喜鄉大爺主持,幫忙的,抬棺的,全是那些大傢族的成員。我那天也去參加瞭葬禮,並且燒瞭紙,磕瞭頭。那個喜鄉大爺就站在靈堂前,他已經是七十多歲的人瞭,滿頭白發,面目憔悴。我離傢多年估計他也不認識我瞭,看見我也沒有什麼反應,隻是和藹地撇撇嘴角算是打個招呼,然後轉過頭望著遠方的天,表情呆板又沉默。眼下寒冬的雪已不是那麼耀眼,遠方已望不見天際線,白灰灰的一道屏障,田野倒是一片銀白,敞敞亮亮,寂靜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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